能源紧张：电、燃气热水器“居功至伟”

    当 前全国三大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为其一）市场上，电、燃气热水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占比近80%。两类热水器2005年总保有量约7200万台，其中 电热水器约2100万台，燃气热水器约5100万台。按平均日供60℃热水100升计算，这些热水器每年消耗的能量相当于1600万吨标准煤、1100万 吨原油、62亿立方米天然气、640亿度电，接近全国总能耗的1%。而且销量每年仍以14%的速度在增加，成为我国常规能源消耗的一个巨大黑洞。

   这还不包括使用电、燃气热水器间接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代价。
    这里也不一一列举每年因电、燃气热水器漏电漏气事故，给消费者造成的巨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消费者每年因使用电、燃气热水器致残致死的事情时有发生）。
    单 就煤电转化过程而言，这些热水器的“罪恶”已足以让人震惊。大家都知道，火力发电机组是通过燃烧煤炭加热水蒸气运行的，由热能转换为电能，然后再通过变电 —输电—变电—用电，最终到用户那里，其热功能量转换效率一般不会超过40%，也就是说，煤变热变电再变热的能量损失高达60%多。即使燃气烧水的转换效 率也不会超过50%。如果这么计算的话，这些电和燃气热水器消耗的能源要多得多。虽然现在基本生活用电价格约0.6元，但如果加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 用电和燃气热水器实际应承担的代价应当高得多。而且随着能源供应的日益紧张，这两类热水器给消费者使用造成的经济负担已经日益加重，很多消费者说，电、燃 气热水器是“买得起用不起”，每到月底交电费气费时心里都沉甸甸的。

太阳能替代迫在眉睫

    如果我国现有的电、燃气热水器市场全部用太阳能替代的话，既不用增加电力容量不加重污染环境，也不用再担心拉闸限电影响百姓正常生活，那对缓解国家能源环境危机，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

    而 且，这种替代无论从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可靠性、成熟度和替代成本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条件。据测算，同样是太阳能热利用装置，采集热能折合成电力， 美国综合成本相当于4美分/KWh，折合人民币约0.32元（数据取自美国能源部2003-2007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而我国优质的热水器仅相当于 人民币0.15元/KWh；有“家庭五星级热水器”之美誉的皇明牌太阳能冬冠热水中心，消费者将其特点总结为“一大二傻三全”。“一大”即热水量大，一般 可达到450升以上，可有效转变消费者舍不得用热水的习惯，实现生活热水大规模取代冷水，改善家庭的卫生健康状况；“二傻”即全智能控制，通过引入智能化 及远程控制技术，可实现自动上水、辅助加热、自动循环、增压循环、智能恒温、即开即热、插卡取水等，既省心又省力，能满足消费者24小时热水需求，使消费 者在家就能享受像五星级宾馆的热水服务；“三全”即可以满足洗澡、洗衣、洗菜、洗碗、洗车、拖地等全方位热水需求，而且经过科学验证，使用热水可以大大减 少洗洁净、洗衣粉的用量及对排水的污染。
    有 人算过一笔账，同样生产160升热水、提供4人洗浴的三种热水器，如果都按15年使用寿命计算，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费用约为6000元（基本是原初购置 费），而电热水器约为23250元，燃气热水器约为20000元。也就是说，太阳能热水器只需5年就能从燃料费中省回投资，其余10年都是免费使用，而且 没有任何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

以子孙的名义，我理直气壮

    说 实话，由我提出“10年内把电、燃气热水器赶出市场”这个命题，似乎有违商业竞争规则，也有违太阳能第一品牌一贯的风范。但是，为了人类的能源环境可持 续，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我不会在乎那么多。“10年内把电、燃气热水器赶出市场”，这决不是一个商业竞争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市场占有率的问题，也决不是 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之争。这是一个关系国家改善生存环境、推行能源替代战略的大问题。
    现在 很多人成天嘴上大讲能源环境危机，大讲开源节流，大讲发展可再生能源，却要么迟迟不见行动，要么把方向搞偏了。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太阳能热水器这么 节能环保的产品有的人不用，偏偏要用不节能不环保还有人身危险的电、燃气热水器？为什么这么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不大力推广，却偏偏搞什么成本高得要命跟老百 姓很不沾边的光伏、风能发电？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说节能环保，有的人行动却偏偏这么不节能不环保？
    好 在经过近几年饱尝能源紧缺、拉闸限电之苦后，我们的领导觉悟了，我们的市场觉悟了，我们的消费者觉悟了，我们的太阳能同行觉悟了。我们国家上至中央政府、 下至黎民百姓，对节约能源消耗、发展可再生能源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我们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该法从我提出议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仅用了两年时 间，是我国立法史上研讨时间最短的一部法律。虽然配套法规细则迟迟没有出来，但有了法就是很大的进步），国家把可再生能源发展列入了“十一五”规划，对以 往建筑节能改造、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付出越来越多的金钱代价、健康代价，更是亲身感受到了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性， 购买和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人日益增加（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市场每年增长比例高达30%，已经覆盖全国4000万家庭近1.5亿人口）。

面对竞争，电、燃气热水器厂商“自动反水”

    面 对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危机，我们的竞争对手——电、燃气热水器厂商也开始觉悟了！这几年缺电断气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良心”驱使他们自己把自己赶出 了市场。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燃气热水器生产厂家开始进入太阳能热水器领域，成为我们太阳能行业的同盟军。这是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事。在张开 双臂热烈欢迎新伙伴的同时，我也要郑重提醒这些从电、燃气热水器转行过来的企业们，太阳能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节能环保的行业，大家千万要维护好她的声誉， 以消费者需求为第一原则，扎扎实实做好技术、质量、营销、宣传、服务等基础工作，用心去做消费者真正好用而不是仅图自己好卖的太阳能热水器，更不要期望一 口吃成个胖子。果真如此，你们的介入，将是广大消费者之福，是整个太阳能行业之福，更是国家能源替代环境保护战略之福。否则，你们不仅仍然是我们的竞争对 手，而且是整个太阳能行业的敌人，更是关心能源环境未来的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请莫对太阳能求全责备

    大 家也许还不知道，既节能又环保的太阳能热水器，目前市场占有率竟然还不到30%，而且经常还遇到来自很多方面的阻力：有的用户奢望太阳能一下子解决自己全 部的能源需求；有的小区物业管理部门阻止太阳能热水器厂家进场销售、阻止住户安装太阳能；有的建筑特别是高层建筑设施不配套；有的城市甚至以太阳能热水器 有碍城市观瞻为由禁止安装，等等。这种种阻力的后面，有国家法规标准不配套的原因，有各方的利益之争，甚至有电、燃气热水器的垂死挣扎。当然，最根本的还 是思想观念的原因。就拿城市观瞻来说，很多人、很多单位花了巨额资金来把建筑装饰得富丽堂皇，表面很好看，却一点也不节能，一点也不绿色，反而要消耗浪费 大量的能源。从长远来看，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些人无异于自掘坟墓。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耗电不如节电，节电不如不用电；凡是不节能、不环保的房子，都是 不美观的、不文明的房子。

从业者的责任与使命

    太 阳能是新兴的能源环保产业，从诞生至今，只有约10余年的时间。但作为领军企业的皇明集团，无论是在生产线、工艺、标准体系建设，还是在质量、性能、服务 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目前采用皇明独家拥有的干涉镀膜技术生产的太阳能冬冠热水中心，光热转换效率达到50%以上，不但使用方便，而且能够 适应各种地域和天气要求，性能远远超越了电、气热水器。用它替代传统的电、气热水器，不仅能量转换效率高，不用消耗常规能源，还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 遗憾的是，由于宣传不到位，信息不对称，致使很多人还不了解太阳能产业的状况和发展水平。有的甚至被杂牌太阳能厂家误导，购买了劣质的太阳能热水器，结果 深受伤害。今后我们愿与社会各界一道，一如既往地大力普及太阳能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太阳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且根据消费者需求，在宣传推广好现有的性 能先进的太阳能热水器同时，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完善产品质量标准，开发出不仅比电、燃气热水器安全节能环保，而且在便捷省时、智能化、人性化操作及卫生健 康生活方式的推动和改善方面均超过后者的产品，夯实替代未来热水器市场的基础，真正让所有消费者心服口服地选择太阳能热水器，确保不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 不良局面。另外，毕竟太阳能产业在我国只有10余年的历史，不可能事事做得尽善尽美。我们也呼吁社会理解宽容，请大家多做鼓励培育推动的工作，而不要对这 一新生产业抱有偏见，甚至提出过分的、苛刻的要求。
    市场选择了太阳能，消费者选择了太阳能，这是我们太阳能产业的信心所在。我坚信：用不了10年时间，一定能把电、气热水器赶出市场，让太阳能热水器成为中国家庭热水的首选产品！这是太阳能产业的责任，也是所有太阳能从业者的使命。
    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拒绝电热水器！拒绝燃气热水器！

《我儿狂热》My Son the Fanatic

Parvez is a Pakistani cab driver in a Northern English town who drives around a prostitute Bettina and her colleagues and makes just enough money to feed his wife Minoo and son Farid. One of Bettina's client, German businessman Schitz, asks Parvez to organize a sex party, and at the same time Farid, who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cal Pakistani community becomes an Islamic fundamentalist, and his friends decide to morally clean up their town.

《彼岸杂志》供稿 2002-11-22上传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林樱和我离开SOHO——她的设计室所在地——穿过Canal大街，沿着Church街来到世贸中心曾经矗立的地方。林樱是一个友善而不做作的女人，她个头不高——身高不足五尺三，体重刚过一百磅——尽管她已经四十二岁，看上去仍像二十出头。大多数时候，她总是打扮得一付晚起怕迟到的大学生模样，穿著灯芯绒裤子，高领毛衣，把头发高高束起。她步子迈得出奇的大，让人很难跟上她。

　　林樱不是特别想和我一起去参观世贸中心的遗址。在911袭击后的48小时内，电话和传真就不断涌入她的工作室。林樱会就世贸中心被毁一事发表评论吗？她会与人合写一篇文章吗？会在一些杂志文章中被引用几句吗？她会在题为重建下城的文章里阐述自己的见解吗？会在布赖恩特·甘博的早间新闻节目里准备一份纪念文稿吗，会加入专题小组的谈论吗，会接受巴巴拉·华特斯的采访吗？然而，这些都不是她所希望的、能引人关注的事。

　　“我做了很大努力试图摆脱纪念碑制造者的名声，”在我们决定出发之前她告诉我。二十年前修建的越战纪念碑让林樱的名字流芳百世。从那以后，她设计过住宅、公寓、花园、雕塑、庭园建筑、公众艺术、一个图书馆、一个博物馆、一组家具系列、一个溜冰场、服装系列、两个教堂、一个面包房，以及另外两个深受好评的纪念碑：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民权纪念碑（1989），和纪念耶鲁大学录取女学生的“妇女桌”（1993）。然而，两年前，在一本名为《界限》的书中，她回顾了自己主要作品之后，宣布自己从此退出纪念碑设计。她只想再造一个纪念碑：纪念已绝种植物和动物的纪念碑。接着，911发生了，尽管她谢绝了写文章、设计草图、接受采访等要求，纪念碑的事却仍然萦绕在她脑海中。“‘绝灭’是我要做的最后的纪念碑，”她告诉我，“但我仍然念念不忘世贸中心，我不能不去想。”

　　九月十一日那天，林樱正与丈夫丹尼尔·沃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在科罗拉多州消夏。当第二座塔楼被撞击时，她刚起床不久。听到这个消息，她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包厘街的哥哥林谭，询问他是否安好。林谭从自己房子的屋顶就可以清晰地看见着火的塔楼。那个周末，林樱和丈夫返回纽约，到Tribeca的一家餐馆吃饭，与许多民众一样成为以这种方式支持下城经济的一员。晚宴中有一刻，她注意到自己的手不经意地在墙壁上涂抹而沾满墙灰，她那样做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去把它洗掉。

　　事件后的头几周，只有有关人员才能以特别通行证进到“Ground Zero”，林樱也曾想到要去看看，不过她后来还是放弃了。“我不想成为一个观光者，”她对我这样说。直到秋天她才从One Liberty Plaza的一间办公室里看到了废墟，那时，废墟上仍然冒着浓烟，她看见附近世界金融中心冬季花园里种植的棕榈树都被浓烟熏死了。当面向公众的参观平台开放时，她的本能驱使她避开这个地方。这并非是她不尊重人们凭吊废墟的心情，如果没有对目睹悲伤毁灭的欲望有所同情，你不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纪念碑设计者。大多数内战时期的战场如今都不会留下什么，除了杂草，树木和零星的纪念物，与没有成为古战场的邻接空地没有两样。但每年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静驻、沉思。世贸中心旧址使林樱感到困惑是因为那种经验的预制性：人们需要凭票进入，长长的等待队伍，人行道旁兜售的纪念物。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她来说很重要——也就是一种让你感到无法预知的情感——她觉得，人群的长队和纪念物影响了人们的真实反应。

　　我们到达参观平台后要等待五分钟。天气很冷，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很显然，林樱不愿意排队。她易于相处的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当她不高兴的时候，你立刻就可以看得出。她不再多话，很有礼貌地保持缄默。我们转身离去，十分钟后，我们坐进了Broome大街上的一家咖啡厅里。林樱要了一杯茶，之后就开始侃侃而谈。走近世贸中心旧址似乎去除了她某种禁忌，因为几天后，她打电话告诉我，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那天会说那么多。她的意思是，她无法相信自己会谈论那么多有关世贸中心和越战纪念碑的话题，要知道，她早就已经决定避而不谈这两件事的。

　　911事件为每个纽约人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刻。对于林樱来说，这件事件恰好发生在她事业的过渡期。在一些大规模工程竣工之后，她感到她已经成功地证明自己不仅仅是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这也是她写《界限》一书的原因，只是她并不知如何开始下一个阶段。

林樱的作品总有一种知性的美，因为她醉心于和谐——我们应该如何迎合世界，世界如何塑造我们。“地点特征”在当代艺术和建筑当中已经是个众所周知的词汇，如果它对于任何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本能，对于林樱则尤其如此。她的创造冲动不是要拘泥于形式，而是从建筑结构，光线，材料的运用中使形式自然地产生。这种灵感使作品的整体表现得简单、优雅，而从各个局部看来便呈现出某些禅宗特点。

　　然而，林樱本人并非是一个追求“禅”的人。她是一个喜欢发愁的人。她担心人们认为她尖刻，担心自己被认为是一个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的人。她认为自己过于自顾自（有一次，当我询问她工作以外的生活时，她是这样回答我的：“人们或许会诧异于我像鸵鸟那样的生活，把头埋在沙子里。”），但她一旦分心就会不安起来。她那些精雕细琢、悉心安置的作品正是她长期焦虑敏感的产物。如果你看见你手上沾满灰尘，你可能会只作稍加注意，而决不会惊惶失措。而林樱就不同，她会神色慌张，因为她对审美的理解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灾难的感悟。她的作品永远是与秩序、和谐、平静联系在一起的，但创造秩序、和谐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废弃、破坏、损失、荒芜、死亡的挑战。她不能用这些言辞去解释她的作品，可能正是她创作冲动的来源。

　　如果你问林樱她是哪一种艺术家，得到的一种可能回答是“具有中西部特征的”。她出生在俄亥俄州的雅典，离阿巴拉契亚山脉边缘的西弗吉尼亚只有二十多英里。尽管她的建筑物风格受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和亚洲的影响（她曾在丹麦和日本留学），基乎她所有的作品，包括纪念碑，雕塑品，庭园艺术和装饰物，其灵感均来源于俄亥俄州东南部的山、石和河流。

　　雅典是俄亥俄大学的所在地。林的母亲（至今仍住在那儿）在俄亥俄大学教英语和亚洲文学，林的父亲（死于1989年）曾任该校艺术系主任。一直到六年级，林樱便是在大学实验中学Putnam度过的——这里有着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爱好兴趣的传统。“到二、三年级时，我就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说，“我至今仍然讨厌别人用任何形式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从Putnam毕业以后，她上了公立学校，成绩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

　　如诗如画般的雅典还是没能留住她。青春期的疏远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你疏远家庭而与玩伴亲近，另一种是相反。林属于第二种。六年级之后，她没有交过任何亲密朋友；她从不化妆也不会参加正式舞会。一次，我们坐在她进行所有创意工作的工作室里，她向我透露，“到我上高中时，我就很少与人来往了。”她身后有一个模特，那件作品最终成为了一个房间大小的海底轮廓的雕塑品（看上去与俄亥俄州东南部的山丘很相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没听过披头士的音乐。我似乎总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理睬外面世界的存在。”

　　“我想有些孩子就是这样的，”她说，“我想这也是我父母在雅典的感觉。”林樱是两个非常有成就的中国家庭结合的后代。她的祖父林常民是一个学者、诗人、外交官。他的女儿林徽音，也就是林樱的姑妈，后来嫁给了戊戌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这对夫妇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学成返回中国致力于记录和保存中国的建筑遗产上。梁和林都是著名的设计家。1947年，梁思成参与设计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和林徽音又帮助设计了新中国国旗和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林樱的母亲明慧，英文名朱丽亚，其父亲是上海一个有名的眼科专家，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朱丽亚的祖母和外婆都是医生；其中一个还在Johns Hopkins受过训练。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的父母离开了中国。她的父亲林寰，也叫亨利，非常容易就离开了。他曾是福州天主教大学的管理人员，1948年前往华盛顿大学，得到一笔攻读教育学的奖学金。而朱丽亚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她的父亲动用他的美国关系帮她联系了史密斯大学。1949年五月，也就是解放军进驻上海那天，她接到电报，史密斯大学通知她已被授以奖学金。她偷偷离开上海；她的护照，签证，接受信和十美金被缝在她的衣领和拖鞋里。她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辗转到达香港；直到十月份她才抵达史密斯大学。1951年，当她在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时，她邂逅了亨利·林。朱丽亚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剥夺了行医执照，于1975年去世。她来美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林樱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很少向她谈起中国。她和她哥哥都不会说中文，她觉得她拿筷子的样子很滑稽（尽管她最喜欢吃中国菜）。直到1985年，朱丽亚带她和谭来到了上海，她才知道母亲离开上海的故事。她不知道自己的亲戚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说，她身上有着造纪念碑的基因——直到去年冬天我告诉她。她体内没有一种被遗弃感，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感觉；两个被遗弃的人把她抚养大了，并且他们决定不让她和她哥哥知道那段经历。

　　高中毕业后，林樱进了耶鲁大学。她很爱耶鲁。“我没有适应问题，”当我问她在1977年从雅典来到New Haven这个充满磨擦的城市的感受时，她如是说。“很奇怪，我发现这里的孩子都跟我一样，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适应。”她起先选择了科学，梦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个野外动物学家。当她得知耶鲁要求学生进行活体解剖试验时，她马上放弃了这一打算。她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过她喜爱艺术，也喜爱数学。于是，她解释说，建筑学看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耶鲁的前两年里，林没有选过任何一门建筑学课，但当她最后认定这一专业时，她说，“我集中精力，不左顾右盼。我调整自己的课程，每周课程集中起来，然后我像其它那些不注意健康的建筑系学生们一样通宵达旦地熬夜。”有一个学期，她没去过一次图书馆。她只是专注于她的建筑，从此以后，那也成为她的职业。

　　1981年，当她设计的越南老兵纪念碑的模型被选中的时候，为了了解它的进展情况，她在华盛顿待了整整一年时间，夏天在埃克塞特教学，之后就进了哈佛设计研究生院读书。在那里学了不满一学期，她就退学了。因为她很难同时兼顾纪念碑的建筑与学习进展。第二年秋天，她回到耶鲁。

　　1986年，她获得了建筑学院的授予的学位，1987年获得耶鲁的荣誉博士学位。她至今仍然在为学校做些事。去年十二月份，耶鲁的校长理查德·莱文问林樱是否愿意以耶鲁社团校友的身份参加校董竞选。耶鲁的另一个毕业生，一个名叫W·戴维·李的New Haven的牧师愿意代表社团和当地社区参加竞选，他从社团里可以接受捐款。林不愿意直接对抗李——她认为，作为董事会成员不该心存其它的目的——所以当她发现自己被推举为一个挑选人时并不高兴。（校友和前耶鲁行政官都确实有些排斥李，林樱最终在三倍于往次投票人数的选举中轻松地击败了李。）

　　“真的很悲惨，”当我问林樱在华盛顿过得怎样时，她说，“比悲惨更糟糕。”当她谈到越战纪念碑的话题时，她有些义愤填膺。她讨厌华盛顿，因此工作完成后她就很少来这里了。“我觉得他们能够采纳我的设计方案简直是个奇迹，” 她在回忆录《界限》一书中写道。当艺术和政治发生冲突时，通常都是艺术让步；然而这一次却例外。

　　不过，赢得机会并不是个奇迹。奇迹是无须解释的，但越战纪念碑是可以解读的，除了一个因素。那年代存在着纪念那些去越南打战的士兵的需求；同时，一个被称作大地艺术的当代艺术运动正在兴起，为林樱设计的作品提供了解读的语言。那些筹备这个纪念碑的人——越战纪念碑基金会和设计大赛中应邀担任评委的艺术专家——在他们的设想中与林樱的作品有着不谋而合。他们构思了一个主体为水平的，极具创新性的设计，不会破坏Constitution花园的风景，Constitution 花园是商业街里的一部分，纪念碑的选址就在这里。大赛的原则规定，纪念物“不能夹杂任何有关战争和战争行为的政治因素”，纪念碑必须包括在战争中牺牲的57，661名美国人的名字。（之后还加了很多名字）。林樱的设计得到大赛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与筹划者们的标准惊奇地吻合。没有人会想到第1026位参赛选手林樱会一举夺魁。

　　林樱的设计是本科一门课程的作业。耶鲁允许四年级学生自由举行讨论会，无须写论文，前提是他们能找到一个愿意教他们的教员。包括林樱在内的建筑系的八个毕业班学生将葬礼建筑作为他们的选题；F·安德斯·贝是他们的教授。

　　林樱在三年级的一次丹麦之旅中对葬礼建筑产生了极大兴趣。（她说在丹麦她才第一次经历种族歧视：当地人认为她是爱斯基摩人。）她在哥本哈根西北部一个叫Norrebro的地方做研究，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叫Assistens Kirkegard，包括安徒生在内的许多丹麦名人都葬在这里。人们把它当成公园来这里消夏，这种空间与都市生活相交融的方式使林樱产生了兴趣。她告诉我，从那以后，不管她去哪里，“我都要到当地的公墓去看看。”

　　1980年秋天，建筑班得知了越战纪念碑的比赛消息，决定将此作为他们的作业。学生们相约在感恩节休假期间去华盛顿碰面，一道看看那个场所，林樱在从俄亥俄返校的途中去了那里。那天，Constitution花园人迹稀少，只有几个人在里面掷飞盘，她说她的脑海里顿时闪现出一个念头：她想在地面打开一个口子，然后再修补它。象疤痕，是创伤的记忆。可能是掷飞盘者让她想到了她研究的哥本哈根公墓，她的纪念碑的本质上将是公园里的墓碑。

　　回到耶鲁后，她在餐厅里土豆泥琢磨着如何雕刻。她上交的作品是一幅蜡笔画，附上简单地分析，解释了人们将对这项作品的反应。1981年3月30日，也就是大赛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她将参赛作品寄给了组委会。（贝教授是落选的参赛者之一。他给林的班级成绩评分是B+。）毕业前一周，林得知自己的作品已被采用的消息。当时她二十一岁。

　　1981年，她的头发长到膝盖。她是个近视眼，不过不关心世上其它事情的她上课时都懒得戴眼镜。“我在阿巴拉契亚中部的一个小城镇里长大，”她解释说，“所以我还穿著弗赖伊皮靴，留着长长的头发，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我不知道嬉皮士是什么。我不剪头发是因为我是华人家长大的好女儿，我穿著弗赖伊皮靴是因为我对时装一窍不通。这样他们将我与反战主义者和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联系在一起。”当然，她是个女人，她的父母都是亚洲人。那些老兵决定最好将她尽快赶下擂台，让那些成年人取而代之。他们错误判断了他们的设计师。“我不知所措，”林对我说，“我也确实很固执。”

　　林的设计方案被选中的事实引发了许多争论，其中一个就是解读问题。一方面，艺术家们懂得如何读懂她的草图：他们可以看懂外形，建筑工地的选择和作为大陆艺术中的标准因素的材料。而另一方面，老兵们从未听说过罗伯特·史密斯或理查德·塞纳（林说那时她也没听说过这二人，但她显然吸取了大地艺术的某些审美原理。）在老兵们的眼里，林的蜡笔图案画的顶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纪念碑构思的杰·萨格拉各斯说，“它看上去像一只蝙蝠。”

　　萨格拉各斯并不懂美学。他曾在越南担任过步兵，至今一直在劳工部工作。1979年，当他看到迈克尔·西蒙诺的电影“猎鹿人”之后痛饮了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决定想出一个纪念越南老兵的方法。他想要的就是一个纪念碑；他对于艺术作品不感兴趣。“我们只要把那些名字雕刻在购物中心的墙上就够了”，这就是他的哲学。如果其它人都赞成林的设计，他也就没有异议。因此，当争执开始时，他倾向于双方互相让步。

　　最强硬的反对者是一个叫汤姆·卡哈特的老兵，他获得了两次紫心奖章。卡哈特也参加了竞标。他没有过任何艺术训练，只是到图书馆里参阅了一本叫《人人都能雕刻》的书。但他认为只有退伍兵才懂得为老兵设立的纪念碑。他说林樱设计的墙壁是一个“敞开的尿壶”，别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碑文该写成“由东亚佬设计”。在时代杂志做的一次采访中，他评价林的纪念碑设计为“一个黑色的难以磨灭的耻辱。”他身后有一些支持者。《国家评论》杂志中有文章评论林的设计是“社会浓流物”。小说家汤姆·沃尔夫和费力思·斯格拉夫说是“献给简·方达的贡品”。商人罗斯·培洛特(Ross Perot: 曾在90年代两次竞选总统)说它是“纽约知识分子的小玩意儿。”

　　培洛特出资十六万美金来赞助这次设计大赛，他是反林势力的领导者（还有亨利·海德和帕特·布彻南）。林樱在华盛顿期间遇到过培洛特。“他来到建筑师办公室，”（Cooper-Lecky公司聘请她为该公司的建筑师，当然，她自己没有获得建筑学位。）“我正在做模型。他说(她做了一个培洛特的模仿)‘你不认为他们需要被检阅吗？’我说，‘哦，他们需要的不止是被检阅。’”( 幻想这两个个头不大自负不小的人面对面的样子，一定挺有趣。)

　　最后，老兵们背判了她。弗来得瑞克·哈特的老师费力克斯·德·维尔顿是Iwo Jima纪念碑的设计家。哈特也竭力想入选越南纪念碑的设计大赛（他曾参加反战运动，而且在示威中遭了催泪性毒气），在大赛开始前，他就向基金会提出“一个亭形结构，受到佛塔的影响……里面包括两个雕刻品，其一是两个似真人大小的士兵，另一个是用类似树脂玻璃制做的抽象构图。”老兵们否决了这项提议，他们认为公开的比赛应该具有更高的民主精神。在比赛中，哈特与庭园建筑公司EDAW合作完成的作品取得了第三名。起初，林樱的反对者企图用哈特和EDAW的设计来取代她的，但是EDAW公司拒绝合作，于是哈特和他的支持者们试图在林设计的墙壁上方添加一个具代表性的雕塑品。

　　当我们坐在Broome大街上的咖啡厅时，我问林她是否见到过哈特。她说，“是的。”于是我问她那次见面是否让她很不开心，她给以肯定的回答。接着，她停顿了一下，喝了口茶，”他把他妻子也带来了，她瞪着我看。他说些‘好吧，我这个雕像一定会使你的墙增辉。’我没见过那样无礼的人。”林樱的反对者建议将哈特的雕像放在林设计的墙壁的顶部，也就是纪念碑的中央，墙壁上方插一面美国国旗（“像高尔夫球场上的果岭”是林当时的评价）。直到基金会答应添加国旗和雕塑品之后，内务部长詹姆斯·华特才颁发同意开工的政令。最终，两者——哈特的雕塑品是三个比真人更大的军人塑像——都被放在离越战墙一端三百英尺的地方。林樱收到了二万八千美元的奖金；哈特则得到了三十万美金。

　　林樱学会了妥协，不是从老兵身上，更不是Cooper-Lecky公司。她是从新闻中学会的。“他们应该说，‘玛雅(林的英文名)，我们非得这样做不可，’”在谈到老兵的时候，她说，“他们甚至没有勇气来亲口告诉我。”从那以后，她感到自己不应该去信任任何人。”我在华盛顿不过是个普通百姓，”她说，”我想过要打电话联系布什——他也是耶鲁人，或许他能帮帮我，但是，没人愿意替我说话。”

　　《华盛顿报》的建筑评论家对她伸出了友好之手，沃尔夫·凡·爱卡德和他朋友朱迪思·马丁（别人都叫她最具涵养小姐）接纳了林樱。当林樱感到自己正遭老兵回绝时，凡·爱卡德将她的故事写进了《华盛顿报》。最后，她开始敬佩起许多华盛顿人讨厌甚至厌恶的那群记者。“记者们真棒，”她告诉我，“我经常觉得，你应该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她还得在如何排列死难将士名字的问题上辩争。她自己想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但有些老兵担心这样的安排会让参观者们很难找到一个名字，于是他们坚持认为应该按照字母先后顺序来排列名字。林最后说服了他们，理由是越南战争中牺牲的士兵中，有六百多人叫史密斯，十七个人叫詹姆斯·琼斯。在她的设计中，名字应该从顶部开始，从1959年列起，一直朝着右手边墙壁，然后返回左手边墙壁，最后在顶端底部结束的时间是1975年。这是个环形。墙壁是用黑色花岗岩做成的，光滑的表面使得它能反光。你看着埋葬着烈士的地面，你从他们名字的背后看到你自己的脸，象阴魂。 对于争执将会归结何处，林樱的看法很简单：她是唯一一个清楚她的设计会成功的人。纪念碑获得了普遍认同，也征服了部分早期吹毛求疵者，对此她并不感到惊奇。她总是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修建墙壁时，基金会的工程管理者罗伯特·道贝克问她，当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会有什么反应。“我想他希望我说，‘他们会喜欢它的，’”在重温这段历程时，林向《纽约时报》透露，“我说了‘嗯，我想他们会真正地被它感动。’之类的话。我没有告诉他的是，人们可能会触景生情，泪流不止。”

　　人们说，林樱的纪念碑是受了那时其它地方的类似公众艺术品的影响，（塞纳臭名昭著的”倾斜的弓”，同样也是一堵伫立于公众面前的墙。1981年，它被安放在曼哈顿下城的联邦大厦广场1989年，在反对声中被移开。）他们说，这种沉思性的纪念碑其实就是大赛组织者早已构思好了的。也有人说它在表达一种政治倾向。这些反应都忽略了林作品当中的精华。越战纪念碑讲述的是为某种文化中的死亡，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总是被教导生命是唯一可贵的东西。它既没有迎合好战者的观点：死亡是崇高的；也没有表达厌战者的心声：死亡是荒谬的。它只是述说着死亡的真实性，在战争中，不管其性质是怎样的，人们会死去。林樱经常说，当修筑她的作品时，她对自己的政治倾向保持缄默，而且一直沉默到现在。维持纪念碑与政治无关是人们该做的事：和解是我们希望纪念碑所提倡的。不过，保守派并没有错，越南老兵纪念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反战声明之一。

　　当时，有人说林的作品遮盖了商业街其它纪念碑的光芒，但是国家公园服务部门在越南纪念碑的主页上描述说，它有“三个组成成分”：林的墙壁，哈特的“三个军人”（加上国旗杆），和越战妇女纪念碑——一个四人雕像，距离哈特的雕塑三百英尺。这个纪念“所有参与越南战役”的女人纪念碑是经过多年的游说，由葛兰那·古达克于1993年设计的。林樱认为它并不精美。正对越战纪念碑，反射池的另一边是朝鲜战争纪念碑——是由老建筑师库博·莱克于1995年设计的。它的组成成分就像一个大杂烩，其中有一堵又长又光滑的黑色墙壁，墙上雕刻了许多人物肖像，看起来像是林的作品粗糙仿制品。“我不能去那里，”当我给她照片时，她对我说，“我不想去那里，我会很难受。他们会这样想：‘哦，我们仿造了倒影。’ 但我那种反射是他们模仿不了的。” 以后，一座巨大的二战纪念碑也出现了，商业街逐步成为一个主题公园。

　　作为设计师，林樱的每一件作品都开始于一种反响，她的创造在本质上是与正常顺序相反的。她头脑里没有具象，只有一种假想的感觉。她经常会写一些注释文字，对与她作品有关的人们解释她想在作品中表达什么。她说，那些具体外形便不断涌入她的脑海，有时，在数月之后这个图像才会变得很完整，象门前台阶上的放一个鸡蛋那么清晰。她很少会胡乱地修补。换句话说，她是一个相当纯洁、直觉性强的艺术家。

　　她的这一特点让她在建筑世界中象个局外人。她的作品不诙谐幽默，也不含沙射影，也不含有复杂的概念；它没有任何流行因素。她既不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也不是形式主义者；在她的作品中，各个单元之间不是仅仅对各自交流。她习惯于做一个局外人，或习惯于这种想法，尽管也曾对此有点恼怒，她显然在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赋予她一种优势。在我们的一次有关雕刻品内容的谈话中，她告诉我有人邀请她设计得梅因办公楼大厅，而这栋大楼是建筑师赫门特·詹的杰作。她从詹的办公室要了大厅的模型。她收到了一个用泡沫聚苯乙烯做成的大楼模型。这暗示着，她能自由设计屋外的东西，不过大楼内部是甭想动的。“这就好比我收到一个固体盒子，上面写着‘别碰我，’”她说，“因此，我当然没有办法。楼上有一个两层楼高的玻璃墙，这种设计不是我的风格。如果我在那儿加进一些流水，就会很轻易地改变它的整个空间，而不必另加其它设计”她打通了这堵墙，在里面放了一条小溪。詹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觉得不错，”她说。接着她笑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从未真正地交谈过.”

　　然而，林仍在设计高楼大厦。长期困扰她的一个问题是她究竟是个真正潜心于建筑事业的艺术家，还是个制造艺术的建筑师，或者这到底重不重要。弗兰克·格瑞是她在耶鲁的一个老师，他建议她忘记二者之间的区别，只要潜心于工作就行了，“那是我在建筑领域中得到的最好的建议，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建议。”然而，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她敬佩格瑞德工作，但她说她是从理查德·塞纳身上获得启示，格瑞曾让塞纳来指导批评学生的作品。“我经历了一个非常黯淡的学校生涯，没有获得太多积极的支持，这是为什么理查德给我们的辅导意义重大，让我惊喜。”

　　自她的孩子出生以后（最大的女儿四岁），她很少观看展览，而其中去的一个就是塞纳的作品展。那是去年秋天，在切尔西的Gagosian画廊里。这次展览吸引了很多观众，而且对纽约人而言，它标志着下城精神生活的复苏。塞纳的巨作“扭矩螺旋”带领着观者从一个使人畏惧的高度倾斜到螺旋的内部。林很欣赏这副作品的厚重以及它们创造出的惊奇感。她认同的艺术家都是擅长大制作的男性：塞纳，史密斯，迈克尔·赫兹，詹姆斯·特瑞——这些艺术家都在沙漠中筑路，将旷谷变为艺术。与他们的作品相比，林樱的更具沉思性，更简朴。但她也梦想宏大的作品。“我想找到两或三个世界上最险恶的地方，”有一次她告诉我，“然后我就能成艺术家了。” 格瑞认为无需担心自己是按艺术家还是按建筑师的方式创造作品，他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林樱置于其中一个范畴，你会认为她更是个艺术家。自从她离开耶鲁之后，她最想证明的事情就是她能做建筑；她如今觉得自己已经设计了很多大厦足以证明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谁让她经常想到去面临这种考验，或许这也并不重要。有一种人对外界社会漠不关心，成就只是一种刺激：她会用事实告诉那些对她不屑一顾的人。象体系派演员，以此给予自己一种动力。当林樱谈论到她以后的工作时，这种艺术的推动力显然再次占了主导地位，它驱使她创造出辉煌的作品并将之显示在世人面前，而不是粗制滥造地修筑一些实用结构。

　　林樱举办过两场展览，她称之为“工作室雕刻品”：“公众/私人”（1993）和“布局”（1997）。其中的一件作品“地表风景”（1997）是一个硕大的木雕，波形木板粘合在一起；达到了宛如从飞机上看到的群山的效果。还有一件作品“雪崩”是由十四吨重的碎玻璃片做成的，在展厅的一角象山一般堆积起来。林最大的碎玻璃作品叫“海啸”，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为Wexner艺术中心做的：四十三吨重的玻璃堆积而成。人们很容易就会将这些作品当作环境装饰来欣赏（这也是林的创作主旨）：自然材料以拓扑轮廓出现；然而，人们需要更长时间去发现原来这些作品的精美同样源于破损以后的再生——正如人们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现越南纪念碑是在破损的地球上的修补。大地艺术的双重性就在于，它由环境保护者遵照自然形式筹划，但它同时以最具挑战性的形式侵入自然世界中。它不是简单地将人类设计的形式加之于自然物的顶部；它重塑了自然本身。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程度的自负。

　　晚春时分，林樱告诉我说，她突然再次沉浸在一个新设想中。她已经开始了被搁置良久的关于已灭绝物种的纪念碑——一项多场所的全球性工程。她接受了在黄石国家公园创建环境艺术的任务：她会让娱乐性质的“古老的忠诚”( 黄石一景)重返自然背景。她正在美国西北部做一项与路易斯和克拉克二百周年纪念有关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为了从环境保护论者的角度来纪念西北部那片在路易斯和克拉克到达之前的土地，那片我们失去了的原始陆地。

　　“我正开始与世贸中心遗址有关的各种部门进行对话，他们有的来自建筑领域，有的是受害者的亲属” ，林六月份对我说，“我只是给出建议，告诉他们可以从越南纪念碑中学到什么。”尽管她不愿将自己公开地与911纪念碑联系起来，但事实上，911袭击之后，许多官员都打电话给她，希望听听她对此事的建议。今年春季，当世贸中心遗址计划飞快进展之时——建筑学家们和筹备公司Beyer Blinder Belle将于七月提交六个优选的计划，在纪念碑设计方案宣布之前——林樱将就恢复再建为一些部门提供更多的咨询。她告诉我，她不会作一个设计者，不过，她想她的经验可能能派得上用场。

　　林樱的主要担忧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再建构想，最后的计划只会成为每个与遗址有关的团体之间的迁就的结果——权威人士，房东，公设组织，当地居民和商人，受害者家庭，消防队员，警察等等。设计纪念碑时，她明白将设计进程与受害者家庭隔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但她希望在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后，竞标本身能由艺术界的专业人士来完成，就像越南纪念碑那样。

　　林樱没有提起过她自己对于遗址的看法。这个城市已经经历了两个值得纪念的阶段，她认为，每个阶段都成功地加载了历史：一个阶段是蜡烛和鲜花，贴满大街小巷的“想念”海报；另一个是光柱——今年春天为纪念姐妹双塔而亮起的光柱。”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奇妙，“当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她欣喜地对我说。一个月后，当灯光关闭时，她还有些怅然若失。不过有一次，她与一位女士谈起时——这个女士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抱怨灯柱的存在，说，“我们——我们这些受害者——根本不认为灯柱这会起什么作用。”

　　“这个所谓的‘我们’，”林樱说，“象一个权威，‘我的摆在第一位，然后是你的，最后是他的。’”她相信，这有点类似于越战纪念碑的竞标：有些老兵以精神上的物主身份来看待作品，他们无法放弃这个观点。林樱认为，世贸中心的毁灭伤害了所有观看它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共同享有世贸中心，”她说，“这次袭击史无前例。真该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不管是谁，包括林樱，任何将要设计世贸中心纪念碑的人都将面临着一个挑战，那就是林樱从前的设计。越战纪念碑改变了人们过去对纪念碑的传统理解，因此也为以后的纪念碑设计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如今，我们期待的是交互式的，能更容易感动观众的纪念碑。如果它无法使你为之落泪，那么，它就没有起作用。这是林樱怪诞的礼物——一个自认为自顾自的人——知道人们将会对她的艺术作何种反应。她知道，越战纪念碑的参观者会发现他们不可能不去触摸那些深凿在墙壁中的名字。当她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那些在越南战役中牺牲的耶鲁校友地名字就被刻在了Woolsey大厅的墙壁上，她记得她每次经过那里都禁不住要用手触摸一下。在越战纪念碑，你还可以在黑暗中触摸到你自己手的影子。

　　林樱深信，她之所以能创造出让人们动容的作品是因为她在每件作品中都抛开了自己的感情，就如同她能有效地表达政治性的主题是因为她自己不过问政治的态度。显然，她有感情，有政治理念，但对她而言，创造艺术要求压抑住自己的那些感觉。许多当代文化看上去都以某种特定的见解出现：你看了第一段，有时你仅读了标题，你就不想再看下去了，因为你知道了接着要写的内容。所有的事情都被分割成无数观点，放置在曲线上。如果你偏离了曲线，或者你无视曲线的存在，其它人似乎无法了解你，这也就是林对自己名声漠视的原因。她不想代表某一特定观点；她只想创造。

　　三月份，林樱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区的美国运通客户服务中心的一个冬季花园里参加了她的一个作品的剪彩仪式。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楼在办公室建筑群中，繁华街道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停车场。花园在大厅前面的一个三层楼的玻璃盒子中，从街上就能看见它。林将部分的外墙改成了一个冬天会结冰的瀑布，这样就将大厅外部的景观与街道内部的景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那里有树，石凳，这些都很好地点缀了大楼外的风景。林设计的花园的显著特点就是地板，弯弯曲曲地形状赋予了它山脉的轮廓。地板虽平坦得象保龄球馆的球道，但它们又被弯曲了，从而创造出高地和低谷的效果。

　　我很早就来到了仪式的现场，地板被围起来了。我四处走动，打量着大楼的里里外外。它给我的印象真特别——弯曲的表面点缀着一些树和石凳。最后，林樱出现了，她发言然后剪彩，然后我们就走上了地板。走在地板上的感觉很奇怪，就像走在森林里一样，迈出每一步的身体感觉都不同——它比眼睛看到的地形不是高一点就是低一点。你是通过的骨头来感觉这种地板的。我问她是如何设想的，“我想要地板显得更宽阔，”她回答。

　　那天中午，林樱在自助餐厅里为美国运通的雇员介绍修筑的新的冬季花园的过程。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大家都听得很认真。林使用了一些幻灯片，解释说明这项工程是如何与她其它的形状相似的作品（例如“地表风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提了些问题。有位女士问林是如何设计出越战纪念碑的。林樱笑了， “不，今天不谈这个。”

John Nash 是个天才。他22岁就在普林斯顿阐述了Game Theory；三十岁不到就成为麻省理工的终身职位教授；三十岁就疯了。

没疯之前，他娶了他的学生，一个学物理的大美女。那时候的John Nash 可是春风得意啊，是大家公认的 golden boy，风流倜傥，聪睿过人。

这种事情官官相护，哪有人负责？人大从来是橡皮图章。经费在人家手里